亮點他做的最關鍵的一件事，是把「孝」從私人情感翻譯成公共語言——讓一個家庭裡的愛，變成可以拿來治理天下的資源。
名丘，字仲尼，魯國陬邑人。中國歷史上影響最深遠的教育家與思想家。《孝經》全書以「子曰」開場，把孝從一種家庭情感提升為政治哲學的起點——這個動作，決定了此後兩千年中國人理解「家」與「國」的基本方式。
- 《孝經》十八章中有十四章以「子曰」直接發言
- 把「孝」定義為「德之本、教之所由生」，確立其在儒家倫理中的根基地位
- 〈諫諍章〉中連說兩次「是何言與」，明確否定「順從即孝」
- 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載其弟子三千、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
家世與出身
孔子名丘，字仲尼，西元前五百五十一年生於魯國陬邑（今山東曲阜）。他的祖先是宋國宗室，孔父嘉之後因避禍奔魯，到父親叔梁紇這一代已徹底沒落為平民。叔梁紇曾任陬邑大夫、以勇力聞名，晚年與顏徵在結合生下孔子，傳說叔梁紇年過六十、顏氏尚少，這段年齡懸殊的結合在當時頗受議論。孔子三歲喪父，從此由母親在貧寒中帶大，少年時做過委吏（管倉庫）、乘田（管牛羊）之類的小吏，據說都盡職盡責。這種從底層起步、靠自己掙出路的經歷，讓他很早就把「認真把眼前小事做好」當成做人的基本盤，也讓他後來特別看重「不患無位，患所以立」。這段早年經歷也解釋了孔子後來為什麼那麼重視「學」：他清楚知道，一個人能站起來，靠的不是出身，而是後天肯不肯努力。正因自己從底層掙上來，他才敢說「有教無類」，相信人人都讀得書。他後來周遊列國、屢遭冷眼，卻始終不肯為了做官而放低標準，這份硬氣，正是從這段「知道自己從哪裡來」的底氣裡長出來的。
少年與磨礪
孔子自述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」，大約十五歲就下定決心求學。那時的學問不靠學校，靠拜師與自修。他向老子問禮、向萇弘問樂、向師襄學琴，凡是能請教的都去請教，甚至「入太廟，每事問」。三十歲前後，他在魯國收徒講學，打破「學問只屬於貴族」的慣例，主張「有教無類」——不論出身貧富，誰來學都收，束脩（一束乾肉）即可。這一點影響極大：從此平民也能通過學習改變位置，而不必看血統。他還首創「因材施教」，對子路和顏回問同一個問題給出相反的回答，因為他看人的稟賦不同，教法也就不同。他把「有教無類」真正落到實處，弟子來自齊、魯、宋、衛各國，貧富皆有，徹底打破了貴族對知識的壟斷。從此「讀書改變命運」不再只是一句話，而成了許多平民子弟真實走通的路。他甚至隱含地主張女子也該有受教的機會，雖然受限於時代做不到，但「有教無類」四個字本身，已經把教育的門檻拆掉了。
登頂之路
孔子一生最想做的其實是從政，把道理變成政策。五十多歲他終於在魯國得到重用，先做中都宰，一年而四方則之，繼而做司空、大司寇，還曾代理宰相。在位期間他整頓治安、削弱權臣、修訂禮儀，並在夾谷之會上以外交手腕為魯國收回失地，又試圖「墮三都」削弱大夫私邑、強公室。但好景不長：他的改革觸動當權貴族利益，齊國又送來八十名美女、一百二十匹馬，讓魯定公沉溺聲色、疏遠孔子。大約五十五歲，孔子選擇離開魯國，開始長達十四年的周遊列國。這段從政經驗雖短，卻讓孔子從一個純書生變成真正懂政治的人：他知道理想要落地，得先算清利益與阻力。這讓他後來的學說少了很多空想，多了幾分對人性的老練。難怪他後來感嘆「道不行，乘桴浮於海」——不是不想幹，是寧可不幹也不肯把道打折，這種堅持，比當上大官更難。
功業與評議
周遊列國的十四年，是孔子最狼狽也最執著的一段。他帶弟子跑遍衛、曹、宋、鄭、陳、蔡等國，四處遊說君主，卻屢屢碰壁：在宋國差點被司馬桓魋砍倒習禮的大樹，在陳蔡之間被圍、斷糧多日，弟子餓病，他仍絃歌不輟，被人形容為「累累若喪家之狗」他也笑著認了。正是這段顛沛，讓他的思想越磨越清楚，師生情誼也成了中國文化裡最動人的典範。晚年他回到魯國，不再出仕，專心整理古籍：刪《詩》《書》，訂《禮》《樂》，序《周易》，作《春秋》，把華夏文明的經典系統重述了一遍。陳蔡絕糧那段尤其能說明他的性格：弟子餓得幾乎站不穩，他照樣講學、彈琴、說笑。他不是不著急，而是用鎮定告訴身邊人——只要道還在，命就不算走到盡頭。也正是這段漂泊，讓他的思想脫離了書齋，沾上了人間的灰與汗，後來《論語》裡那些樸素的道理，多半是這十四年磨出來的。
歷史聲名
孔子留下的首先是「私學」傳統——把教育從貴族圈子放出來，平民也能讀書明理。其次是他整理六經，為華夏文明保存並重述了一套經典。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一套價值觀：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，以及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的黃金律。漢代以後他被追封「至聖先師」，與顏回、曾參、子思、孟子並列「四配」配享孔廟，地位幾乎等同文化符號。好處是確立了重教重禮的傳統；副作用是被歷代統治者拿來當統治工具——《孝經》的接受史就是一個例子，唐玄宗把他的像和《孝經》一起刻成石碑，正是這種「聖人政治化」的頂峰。當然，孔子被後世神化的過程，也讓他原本鮮活的思想慢慢教條化。歷代統治者愛引他「順」的一面、藏他「爭」的一面，這點在讀《孝經》時要特別留心分辨。我們今天紀念他，與其把他供上神壇，不如學他那一點：把人當人看，把學問當成讓人站起來的東西，而不是讓人跪下的東西。
私生活與軼事
孔子不是後世畫像裡永遠板著臉的聖人。《史記》描寫他身高九尺六寸、人稱「長人」；他「溫而厲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」，會開玩笑、也會發火，喜歡音樂，聽韶樂「三月不知肉味」。他評論人直率，誰好誰壞都說在臉上。最愛的學生是顏回，顏回早死他哭得極傷心；獨子孔鯉、愛徒顏回與子路相繼去世，是晚年接連的打擊。他死於西元前四百七十九年，享年七十三，葬於魯城北泗水之上，弟子們守喪三年，子貢結廬墓旁六年，此後孔林香火兩千多年不絕。他不是完人，也犯過錯、看走過眼，曾被坑過也被騙過。正因如此，他比那些被畫成無謬的聖像，更像一個真實、可學、可親近的人。他也有天真的一面：明知理想很難實現，仍一遍遍去試，被笑也被趕，卻從沒真正放棄。這種「明知道難還要做」，或許才是他最像聖人的地方。
名句 · 名言
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。
白話 · 孝是一切德行的根，也是所有教育的源頭。所謂「本」，就是別的德行都從這裡長出來。
— 《孝經·開宗明義章》
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孝之始也；立身行道，揚名於後世，以顯父母，孝之終也。
白話 · 孝的起點是愛惜父母給你的身體，孝的終點是活出名堂、讓父母因你而受人尊敬。中間這一整段路，就是一個人的一生。
— 《孝經·開宗明義章》
當不義，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，臣不可以不爭於君。
白話 · 遇到不對的事，兒子必須跟父親爭辯，臣子必須跟君主爭辯。這句話把「孝」和「盲從」徹底分開了。
— 《孝經·諫諍章》
敬一人而千萬人悅。
白話 · 只要尊敬對了一個人，千千萬萬人都會高興。講的是治理的槓桿效應——用最小的動作，撬動最大的認同。
— 《孝經·廣要道章》
亮點他問出了《孝經》裡最尖銳的一個問題——「聽父親的話就算孝嗎」——並因此逼出了全書最有價值的答案。
字子輿，後世尊稱曾子，孔子晚年最重要的弟子之一。《孝經》全書以他的四次發問推進，他也是傳統上被認定的孝道實踐典範。從孔子到子思再到孟子的儒學傳承鏈，他是關鍵的一環。
- 《孝經》開篇「曾子侍」，全書即為孔子答其問
- 四次發問層層遞進：從「何足以知之」到「子從父之令，可謂孝乎」
- 傳世名言「吾日三省吾身」出自《論語·學而》
- 被列為儒家「四配」之一，配享孔廟，稱宗聖
家世與出身
曾參，字子輿，後世尊稱曾子，西元前五百零五年生於魯國南武城（今山東嘉祥一帶）。他是鄫國公子巫的後代，家族到他那一代已經沒落為普通士人。父親曾點（點）也是孔子的學生，父子同門，在孔門裡是少見的。曾參小時候家境並不寬裕，據說他年少時常上山打柴、下田勞作，邊幹活邊聽父親講學，很早就浸在孔子的學問裡。這段清苦的少年時光，養成了他沉靜、耐勞、不肯取巧的性格，也讓他比那些出身貴族的同門更早懂得生活的重量。這段清苦的少年時光，養成了他沉靜、耐勞、不肯取巧的性格，也讓他比那些出身貴族的同門更早懂得生活的重量。後來他之所以能接住道統，靠的正是這種慢工出細活的底子。所以他後來能接住道統，靠的不是聰明，而是這種把苦日子也當做功課的耐性，這在天才輩出的孔門裡反而最難得。
少年與磨礪
曾參個性以「魯」著稱——不是笨，而是慢、實、不肯取巧。孔子曾評價他「參也魯」，意思是要他多下笨功夫。但正是這種慢，讓他把功夫做紮實。他一生的特點是「日三省吾身」：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替人辦事有沒有盡心、和朋友交往有沒有守信、老師教的學問有沒有溫習。這種把自我檢查變成日常習慣的做法，成了後世儒家修身的入門功課，也解釋了為什麼他能把孔子的道理守住、傳下去，而不是只學個皮毛。「日三省吾身」聽起來老套，卻是極有效的自我訓練：它把「做人」從一場隨波逐流的漂流，變成每天可以檢查、可以改進的功課。曾參的天賦未必最高，但勝在把簡單的事日日不輟地做。這套功夫沒有捷徑，就是天天做、時時做，像吃飯一樣自然；它讓「修身」從口號變成了可見的日常習慣。
登頂之路
在孔子晚年的弟子中，曾參的地位越來越重要。孔子周遊列國返魯後，許多早年的大弟子或死或散，曾參因年紀較輕、又肯守，成了承接道統的關鍵人物。傳統上認為，《論語》由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編成，曾參一系貢獻極大；而《大學》一書，也舊題為曾參所作。從孔子到子思（孔子之孫）再到孟子，這條「道統」鏈條裡，曾參是承前啟後的那一環，被後世尊為「宗聖」正是由此而來。從孔子到子思再到孟子，這條道統鏈條裡，曾參之所以是關鍵，不是因為他最聰明，而是因為他最肯守、最能把老師的話落到日用。許多時候，傳道靠的不是天才，而是笨人。道統這種東西，最怕斷在中途；曾參的可貴，是他在所有人都往前跑的時候，甘願留下來把火種護住、傳下去。
功業與評議
曾參一生沒有做過什麼大官，他的「功業」主要在於教學與傳道。他講學於武城，弟子眾多，其中最著名的是子思。他特別強調「孝」與「忠恕」，把孔子「一以貫之」的道，歸納成「忠恕」二字——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在《孝經》裡，他扮演了「提問者」的角色：全書以他的四次發問推進，從「何足以知之」一路問到「聽父親的話就算孝嗎」，最後一次發問直接逼出了全書最有價值的答案（見諫諍章）。可以說沒有曾參的追問，就沒有《孝經》的鋒芒。在《孝經》裡，曾參扮演「提問者」：全書以他的四次發問推進，從「何足以知之」一路問到「聽父親的話就算孝嗎」。可以說沒有曾參的追問，就沒有《孝經》的鋒芒與層次。他問問題的方式也很講究：不質疑老師，而是順著老師的話往深處追，這種「溫和的較真」，讓《孝經》的對話始終在推進而不是在頂撞。
歷史聲名
曾參被後世尊為「宗聖」，與顏子、子思、孟子並列「四配」，配享孔廟。他之所以地位這麼高，一是因為他被認定為《孝經》的主要傳承者，二是因為他把「孝」從一種情感提升為一套可實踐、可傳授的學問。宋元以後，《孝經》和《大學》並列為童蒙與士人的必讀，曾參作為這兩部書的象徵性作者，地位自然水漲船高。他的影響，不在於做了多大的官，而在於塑造了中國人理解「孝」與「修身」的基本方式，讓「孝」成為一種可以天天練習的功夫。他塑造了中國人理解「孝」與「修身」的基本方式，讓「孝」成為一種可以天天練習的功夫，而不是一張嘴上的標籤。這份影響不在官位，而在千萬人過日子的姿態裡。說到底，他留下的最珍貴的，不是某句名言，而是一種示範：普通人靠日復一日的誠實與堅持，也能在文化長河裡佔一個位置。
私生活與軼事
曾參以孝行聞名，流傳最廣的故事是「曾參養志」：父母在世時，他千方百計讓父母順心；父親去世後，他每次吃到美味都會想起父親、為之流淚。另一則故事說，曾參鋤地時誤斬了瓜根，父親曾點大怒、用大杖打他，他昏倒又醒來後，反而關心父親有沒有氣壞身子——這則故事後來被拿來講「孝」，但其實也讓人看見他性格裡那種近乎執拗的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正是這種「順」的極致，讓他在《孝經·諫諍章》裡反過來追問「順就是孝嗎」，形成一種有趣的自我突破。他死於西元前四百三十五年，享年七十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正是這種「順」的極致，讓他在《孝經·諫諍章》裡反過來追問「順就是孝嗎」，形成一種有趣的自我突破——最孝順的人，反而最先看穿「盲從」的荒謬。他這一生，沒有傳奇，沒有大起大落，卻把「孝」從一個被掛在嘴邊的字，活成了一種可以被模仿、被傳授的生活方式。
名句 · 名言
甚哉，孝之大也。
白話 · 孝這件事，真是太大了。這句感嘆引出了孔子那段「天之經、地之義」的著名論述。
— 《孝經·三才章》
敢問：子從父之令，可謂孝乎？
白話 · 我冒昧地問一句：兒子聽從父親的命令，就可以叫做孝嗎？——全書最關鍵的一次提問。
— 《孝經·諫諍章》
吾日三省吾身：為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傳不習乎？
白話 · 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：替人辦事有沒有盡心？和朋友交往有沒有守信？老師教的有沒有溫習？
— 《論語·學而》
亮點他把「祭祀」變成了一套政治制度：讓所有人在同一套祖先譜系裡各安其位，這比任何法令都更能穩住一個新生的王朝。
姬旦，周文王之子、武王之弟。輔佐年幼的成王，平定三監之亂，營建洛邑，制禮作樂。《孝經·聖治章》以他「郊祀后稷以配天、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」為例，論證孝的極致就是把父祖抬到與天並列的位置。
- 〈聖治章〉稱「嚴父莫大於配天，則周公其人也」
- 制禮作樂，奠定西周宗法與禮制的基本框架
- 攝政七年後還政成王，被視為權臣不篡的典範
- 孔子畢生以他為政治理想的化身，「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」
家世與出身
周公旦，姬姓，名旦，周文王之子、武王之弟，因采邑在周（今陝西岐山北）而得名。他生於商末周初的動盪年代，自小在周原長大，親眼看見父親文王積德行善、為滅商做準備。作為王族核心成員，他從少年起就參與周族的政事與軍事，很早就顯露出過人的政治與組織才幹，是武王最重要的助手與謀主。作為王族核心成員，他從少年起就參與周族的政事與軍事，很早就顯露出過人的政治與組織才幹，是武王最重要的助手與謀主。
少年與磨礪
武王伐紂、建立周朝後不久便去世，留下年幼的成王。周公以叔父之尊攝政，卻立刻面臨管叔、蔡叔等兄弟聯合商遺民發動的「三監之亂」。他親自東征三年，平定了叛亂，又營建東都洛邑，把周的力量穩穩紮進中原腹地。這段攝政期是他政治生涯最關鍵的考驗，也證明他不只會輔政，更能獨立扛住一個新興王朝的危局。這段攝政期是他政治生涯最關鍵的考驗，也證明他不只會輔政，更能獨立扛住一個新興王朝的危局，而非守成之臣而已。
登頂之路
周公與《孝經》的意義，在於〈聖治章〉把他舉為「嚴父配天」的典範：他「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」，把祖先抬到與天、上帝並列的位置。孔子借他說明：孝的極致，是把父祖的榮耀接入天命敘事。周公因此成了《孝經》理論裡那個「把孝做成國家祭祀」的標準案例，也讓「孝」從家庭情感躍升為國家級的儀式。周公因此成了《孝經》理論裡那個「把孝做成國家祭祀」的標準案例，也讓「孝」從家庭情感躍升為國家級的儀式與敘事。
功業與評議
他最大的功業是「制禮作樂」：整理、創制一套周代的禮樂制度，把宗法、分封、祭祀都納入一套可操作的規範，奠定了西周三百年的秩序骨架。孔子一生推崇他，甚至說「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」，把夢見他當成政治理想尚存的徵兆。攝政七年後，他還政於成王，自己退居臣位，被後世視為「權臣不篡」的典範——在手足相殘屢見不鮮的古代，這一點尤為難得。在手足相殘屢見不鮮的古代，攝政七年而還政、不取代成王，這一點尤為難得，也難怪孔子把他當成理想臣子的化身。
歷史聲名
周公在儒家的譜系裡地位極高，常被與孔子並稱「周孔」。他代表的「以禮治國」和「追孝祖先」，直接影響了《孝經》「由家及國」的邏輯。周代的宗法與喪祭之禮，經他之手成為後世兩千多年禮制的藍本，連《孝經》裡那些祭祀、宗廟的用語，都帶著他留下的印記。可以說，沒有周公制禮，就沒有後來孔子所追溯、所闡發的那套周文。可以說，沒有周公制禮，就沒有後來孔子所追溯、所闡發的那套周文，他是在孔子之前，就把「由家及國」寫進制度的人。
私生活與軼事
關於周公的私人生活，史料不多，傳說卻很生動：說他「一沐三握髮，一飯三吐哺」，正在洗頭或吃飯時有賢士來訪，他立刻停下來接待，唯恐錯過人才。這個細節雖屬後世渲染，但很傳神地概括了他「急賢、勤政」的形象，也難怪孔子那麼崇拜他。一個攝政天下的權臣，被記住的不是威風，而是「怕錯過人才」的謙卑，這本身就很能說明他的歷史評價。一個攝政天下的權臣，被記住的不是威風，而是「怕錯過人才」的謙卑，這本身就很能說明他的歷史評價與後世聲望的來源。
名句 · 名言
嚴父莫大於配天，則周公其人也。
白話 · 尊崇父親的最高形式，就是讓他在祭祀中與上天並列——能做到這一步的，就是周公。
— 《孝經·聖治章》
亮點一個皇帝親手註釋《孝經》並刻成石碑立在國家最高學府門口——這件事本身，就是《孝經·天子章》所說「德教加於百姓，刑於四海」的最直白演示。
唐朝在位最久的皇帝，前期締造開元盛世，後期因安史之亂而狼狽出奔。他兩度親自為《孝經》作注（開元十年初注、天寶二年重注），並於天寶四載命人以八分書刻《石臺孝經》立於太學。今天通行的《孝經》注本，主體就是他的御注。
- 開元十年（722）首次御注《孝經》，天寶二年（743）重加修訂
- 天寶四載（745）立《石臺孝經》，碑石今存西安碑林，為鎮館之寶
- 御注採今文十八章本，直接決定了《孝經》此後的通行文本形態
- 詔令天下家藏《孝經》一本，精勤教習
家世與出身
李隆基生於西元六百八十五年，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三子，武則天之孫。他少年時正值武周政權內部鬥爭最激烈的時候，宗室子弟朝不保夕，這種環境磨練出他敏銳的政治嗅覺和果決的手段。青年時他先後經歷了神龍政變、唐隆政變，親手誅殺韋后集團，扶父親李旦復位，又迫使太平公主勢力退出權力中心，最終自己登上皇位，是為唐玄宗。從藩王到天子，他靠的是一次次險棋走對，也養成了既自信又多疑的性格。
少年與磨礪
唐玄宗即位之初，頗有英主之風。他裁汰冗官、整頓吏治、重用姚崇、宋璟等賢相，開創了「開元之治」。這段時間唐朝國力達到頂峰：府庫充盈、邊境安定、文化繁榮，長安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，詩人、畫家、樂師雲集。他早年勵精圖治的表現，和晚年怠政形成強烈對比，也讓他成為中國歷史上「由盛轉衰」最具典型意義的一個皇帝。後世讀他的前半生，看見一個理想的君主；讀後半生，看見權力如何慢慢腐蝕人。
登頂之路
在文化上，唐玄宗有一項影響極其深遠的舉動：兩度親自為《孝經》作注。開元十年（722）初注，天寶二年（743）重修，並於天寶四載（745）命人把御注連同經文刻成《石臺孝經》，立在國子監太學門口。這等於用皇權把《孝經》十八章本固定為通行標準，也把「以孝治天下」的意識形態公開刻成國家符號。今天我們讀的《孝經》，主體就是他的御注。一個皇帝親手註釋並立碑，這在經學史上是極少見的，也讓《孝經》從此和唐皇室綁得更緊。
功業與評議
唐玄宗的功過，史家向來一分為二。前期任賢納諫、開疆拓土，把唐朝帶到頂峰；後期寵信李林甫、楊國忠，沉迷聲色，尤其重用安祿山，終於在天寶十四載（755）引爆安史之亂。叛軍攻陷長安，他倉皇逃蜀，途中發生馬嵬兵變，楊貴妃被賜死，太子李亨自行即位（肅宗），他成了太上皇。亂事雖平，大唐從此由盛轉衰，藩鎮割據、宦官專權的亂象接踵而至，此後再沒能恢復開元時的氣象。
歷史聲名
唐玄宗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形象很複雜：他是開元盛世的締造者，也是安史之亂的製造者；他既是藝術的贊助者（傳說《霓裳羽衣曲》出自他手），也是把《孝經》刻成石碑的皇帝。他對《孝經》的推崇，一方面讓這部書的影響力達到頂峰，另一方面也讓它從此和皇權綁得更緊。讀《孝經》的接受史，繞不開他這道摺痕——他既示範了「德教加於百姓」的理想，也示範了權力如何能把一部經典變成統治道具。
私生活與軼事
唐玄宗多才多藝，史稱他「英斷多藝，尤知音律」，能擊羯鼓、曉曲譜。他和楊貴妃的愛情故事，經白居易《長恨歌》渲染，成了中國文學裡最著名的帝妃傳說。但拋開浪漫敘事，他晚年的孤獨也很淒涼：失去愛妃、失去權力、被兒子軟禁於南內，最後抑鬱而終，享年七十八。他的一生，幾乎就是「盛極必衰」四個字的真人版註解，也給後世留下一個永恆的提問：一個把國家帶到頂峰的人，怎麼會親手把它推下懸崖。
名句 · 名言
朕聞上古其風朴略，雖因心之孝已萌，而資敬之禮猶簡。
白話 · 我聽說遠古時代風氣質朴簡單，發自內心的孝雖然已經萌芽，但表達敬意的禮節還很簡略。——這是他為自己重新注經給出的理由。
— 《御注孝經序》
亮點他讓經學從門派之爭裡走出來：不再問「這是今文還是古文」，只問「哪個講得通」。這種態度，比他注過的任何一部書都更有價值。
字康成，北海高密人。東漢末年最重要的經學家，遍注群經，打通今古文之爭。傳世的《孝經鄭注》是否真出其手，從六朝到清代爭論了一千多年；但無論真偽，這部注本在唐以前是《孝經》最權威的解釋，也是日本、朝鮮早期所傳的主要版本。
- 遍注《毛詩》《三禮》《周易》《論語》，開創「鄭學」
- 《孝經鄭注》在唐初與孔安國傳並列官學，後亡佚
- 清代學者從《群書治要》等書中大量輯佚，重建鄭注面貌
- 1970 年代以來，日本舊鈔本與敦煌寫卷為鄭注研究提供新材料
家世與出身
鄭玄，字康成，西元一百二十七年生於北海高密（今山東高密）。他出身寒門，少年時曾在鄉里做過嗇夫（收稅的小吏），但因志不在於此，常趁辦公之餘讀書，上司看他有才，推薦他入太學。他先學今文經，又西入關中拜馬融為師，在馬融門下潛心數年，竟不滿足於表面，終於盡得真傳。這段「辭師」的經歷，後世傳為佳話：他學成辭別時，馬融感嘆「鄭生今去，吾道東矣」，預言學問將隨他東傳。這段「辭師」的經歷，後世傳為佳話：他學成辭別時，馬融感嘆「鄭生今去，吾道東矣」，預言學問將隨他東傳，足見其才華早被看出。
少年與磨礪
鄭玄治學最突出的特點是「遍注群經」且「溝通今古文」。東漢時今文經和古文經兩大派系長期對立，互相攻訐，他不受門戶之見束縛，兼採兩家之長，為《毛詩》《三禮》《周易》《論語》等作注，自成「鄭學」。當時求學的人甚至說「寧道周孔誤，諱聞鄭服非」，意思是寧可說周公孔子有錯，也不敢說鄭玄、服虔講得不對，可見其權威。這種跨門戶的綜合能力，正是他能成為一代經學宗師的關鍵。這種跨門戶的綜合能力，正是他能成為一代經學宗師的關鍵，也讓「鄭學」在東漢末年壓過了各家派系的單打獨鬥。
登頂之路
鄭玄學問雖高，仕途卻極坎坷。東漢末年黨錮之禍起，他被禁錮十幾年，索性閉門不出，埋頭著述。這段被迫的「休假」，反而成就了他的學術：他躲在鄉里注解經書，學生雲集至數百人，形成一個龐大的學派。朝廷屢次徵召，他多託病推辭，只想安心做學問。亂世之中，他選擇以書齋為避風港，也讓經學在戰火裡保住了一脈。亂世之中，他選擇以書齋為避風港，也讓經學在戰火裡保住了一脈，許多古書若非他整理注解，恐怕早已散佚不傳。
功業與評議
鄭玄與《孝經》的關係，繞著一部《孝經鄭注》。這部注在唐以前是《孝經》最權威的解釋，與孔安國傳並列官學，後來亡佚，唐代學者多從《群書治要》等書輯佚。但此書是否真出鄭玄之手，從六朝爭到清代都沒定論（詳見下方「供參考」）。無論真偽，它對《孝經》學史的影響是真實存在的，尤其在日本、朝鮮早期所傳的《孝經》版本中，鄭注長期是主流。無論真偽，它對《孝經》學史的影響是真實存在的，尤其在日本、朝鮮早期所傳的《孝經》版本中，鄭注長期是主流。
歷史聲名
鄭玄被後世尊為「後漢經學大師」，王肅等人雖然和他立異，但壓不住他的聲望。他打通今古文的做法，結束了經學內部的門戶之爭，為後來的《十三經注疏》體例鋪了路。唐代孔穎達作《五經正義》，多處採鄭說。可以說，今天讀到的許多經書解釋，底子都是他打的。他最大的貢獻，不是發明了什麼新說，而是把一堆互相打架的舊注，整理成了一個讀得通的體系。他最大的貢獻，不是發明了什麼新說，而是把一堆互相打架的舊注，整理成了一個讀得通的體系，讓後人站得住腳。
私生活與軼事
鄭玄為人謙厚，史載他身長八尺、飲酒一斛而不亂，弟子數千。他晚年正值群雄割據，袁紹曾逼他隨軍，他行至元城病倒，西元二百〇〇年去世。臨終前還在整理遺稿。他一生沒做過什麼大官，卻憑一部部注本，影響了此後一千多年的讀書人。有趣的是，他對《孝經》的貢獻至今仍有真偽之辯，但這場辯論本身，恰恰證明他這個名字在經學史上的分量——連「是不是他寫的」都值得爭上千年。有趣的是，他對《孝經》的貢獻至今仍有真偽之辯，但這場辯論本身，恰恰證明他這個名字在經學史上的分量——連「是不是他寫的」都值得爭上千年。
供參考【供參考】《孝經鄭注》的作者問題至今未有定論。唐代劉知幾列十二條證據力主非鄭玄所作，司馬貞則力主為真；清代學者多傾向於「鄭氏學派後人所作，非康成親筆」。敦煌出土的唐寫本《孝經鄭注》殘卷（如伯 2674、斯 3824 等）為這場千年公案補充了實物證據，但仍不足以最終定讞。
亮點他對《孝經》做的事，放在當時近乎冒犯：先承認它重要，再指出它有問題。這種「敬而不盲」的讀經態度，正是後來所有經典研究的起點。
字元晦，號晦庵，南宋理學集大成者。他在《孝經刊誤》中做了一件很大膽的事：把《孝經》拆成「經」一章、「傳」十四章，並直接刪去二百多字，認為其中不少是漢儒附會。這部書打破了《孝經》全篇出自聖人的傳統認知，開啟了《孝經》的考辨學。
- 《孝經刊誤》成書於淳熙十三年（1186），僅一卷
- 首次系統質疑《孝經》文本的完整性與作者問題
- 認為「經」部分可信，「傳」多為後儒引經文敷衍而成
- 所編《四書章句集注》成為元明清六百年科舉的官定教材
家世與出身
朱熹，字元晦，號晦庵，西元一一三〇年生於福建尤溪。父親朱松是北宋末年的官吏、理學前驅。朱熹出生時北宋已亡，他是在南宋的動盪裡長大的。少年喪父，依父友劉子羽、劉子翬等撫養，從小便浸在理學的氛圍中。他十九歲中進士，開始仕途，但真正的志業從來不在做官，而在講學與著述。這種「官場是副業、學問是主業」的姿態，貫穿了他整整一生。這種「官場是副業、學問是主業」的姿態，貫穿了他整整一生，也解釋了為什麼他能在黨爭不斷的南宋，仍守住一支寫作的筆。
少年與磨礪
朱熹繼承北宋二程（程顥、程頤）的學說，把它發展成一套龐大的理學體系。他認為「理」是萬物的根本，而「氣」構成形體；人要通過格物、窮理來復明本性。他一生大部分時間在書院講學，重建白鹿洞書院、嶽麓書院，訂立學規，把講學變成一種制度化的教育。他講學不是照本宣科，而是帶著學生辯難、質疑，這讓他的書院成為當時最有活力的思想中心。他講學不是照本宣科，而是帶著學生辯難、質疑，這讓他的書院成為當時最有活力的思想中心，影響遠超課堂本身。
登頂之路
朱熹和《孝經》的關鍵交集，是《孝經刊誤》。在這部書裡，他做了件很大膽的事：把《孝經》拆成「經」一章、「傳」十四章，並直接刪去二百多字，認為其中有不少是漢儒附會、並非孔子原意。這相當於公開說：這部被奉為聖人言的經，其實混雜了後人的手筆。在人人不敢動聖經的時代，這種刀筆，需要極大的學術勇氣。在人人不敢動聖經的時代，這種刀筆需要極大的學術勇氣，也預示著宋明學術將從「信古」轉向「疑古」的一大轉向。
功業與評議
朱熹的功過在歷史上反覆翻案。他生前力主抗金、整頓吏治，卻因觸犯權貴而屢遭排擠，晚年更被指為「偽學」遭禁，學生散盡。但他死後聲名愈隆：南宋末被追封，元代以他的《四書章句集注》為科舉定本，明清理學成了官方哲學，讀書人進考場前先背朱注。他的思想統治中國科舉與思想界近六百年，影響力直逼孔子，也讓「朱子」二字成了讀書的代名詞。他的思想統治中國科舉與思想界近六百年，影響力直逼孔子，也讓「朱子」二字成了讀書的代名詞，幾乎無人能繞開。
歷史聲名
朱熹對《孝經》的態度，開啟了「考辨」的學風——不再盲目相信文本神聖，而是追問「這真是他寫的嗎」。這種「敬而不盲」的讀經態度，比《孝經刊誤》這本書本身更有價值，也為後來的文獻辨偽鋪了路。他一方面極尊《孝經》的地位，一方面又敢於動刀改字，這種矛盾恰恰說明：他愛的是真道理，不是權威的招牌。從他開始，讀經可以帶著懷疑，這是中國學術史的一大轉折。從他開始，讀經可以帶著懷疑，這是中國學術史的一大轉折，也讓《孝經》第一次被放在顯微鏡下認真追問作者。
私生活與軼事
朱熹治學極勤，據說他「奏對之際，危坐終日」，生活簡樸。他的學問廣到驚人：經、史、子、集無所不注，光是《四書》就反覆修了幾十年。他死於西元一二〇〇年，臨終前還在改定《大學章句》。他一生得罪過不少人，卻也贏得無數弟子。今天看，他既是塑造宋明以來中國人精神世界最深的人，也是被後世批評「存天理、滅人欲」最集中火力的人——同一個人，被捧上神壇又被推下來，恰恰說明他的思想太重、太難被簡單對待。今天看，他既是塑造宋明以來中國人精神世界最深的人，也是被後世批評「存天理、滅人欲」最集中火力的人——同一個人，被捧上神壇又被推下來，恰恰說明他的思想太重、太難被簡單對待。
名句 · 名言
熹舊見衡山胡侍郎《論語說》疑《孝經》引《詩》非經本文，初甚駭焉。
白話 · 我早年看到胡侍郎的《論語說》，懷疑《孝經》裡引用的《詩經》句子不是原文，當時嚇了一跳。——他坦白記下自己從震驚到接受的過程。
— 《孝經刊誤》跋
亮點他證明了《孝經》不只是理論：把「不敢侮於鰥寡」真的做成政策，換來的是二十三年的府庫充盈與民間安穩。
西漢第五位皇帝。他在位二十三年，減租、除肉刑、罷兵、薄葬，開啟「文景之治」。漢代皇帝諡號普遍加「孝」字，正是從他之後成為定制；《孝經·孝治章》所描述的治理圖景，在他身上有最接近的歷史對應。
- 漢代自惠帝起諡號多冠「孝」字，體現以孝治國的國策
- 前 167 年下詔廢除肉刑，是中國刑法史上的重大轉折
- 遺詔令天下吏民哭臨三日即釋服，主動打破厚葬久喪之風
- 《二十四孝》「親嘗湯藥」一則即以他侍奉薄太后為本事
家世與出身
漢文帝劉恆，西元前二零三年生，是漢高祖劉邦的第四子，母親為薄姬。他幼年封代王，遠封北方邊郡，遠離長安權力中心，反而躲過了呂后專權時的許多清洗，得以平安長大。這種「邊緣位置」意外地保住了他的性命，也養成了他謹慎、低調、不張揚的性格，而這種性格後來成了他治國的長處。
少年與磨礪
呂后死後，周勃、陳平等功臣誅除呂氏，迎立代王入京即位，是為漢文帝。他上位之初權力並不穩固，卻以寬厚、節儉迅速贏得功臣與百姓的信任。他不像許多開國君主那樣大肆清算，而是用「與民休息」四個字，開啟了一段難得的平和時期，為後來的盛世打下底子。
登頂之路
漢文帝與《孝經》的關聯，在於他幾乎是「以孝治天下」最接近的歷史對應。漢代自惠帝起，皇帝諡號普遍冠「孝」字，把孝寫成國策；而文帝本人以仁孝聞名，《二十四孝》「親嘗湯藥」一則，即以他侍奉薄太后為本事，說他母親病時親嘗湯藥、衣不解帶，盡心照料。
功業與評議
他在位二十三年，減田租、廢肉刑、罷兵備、輕徭薄賦，與其子景帝合稱「文景之治」。前一百六十七年，他下詔廢除肉刑，是中國刑法史的重大轉折；又屢免農民租稅，府庫因而充盈。他生活極儉，連想建個露台都因造價太高而放棄，是歷代皇帝裡少見的能克己者。
歷史聲名
漢文帝證明了《孝經·孝治章》描寫的治理圖景不是空想：把「不敢侮於鰥寡」真的做成政策，換來的是民間安穩與國力累積。他為漢朝後來的盛世打下根基，也讓「孝」從家庭德目，正式成為國家統治的招牌。後世談「以孝治國」，第一個想到的皇帝往往就是他。
私生活與軼事
他最動人的一筆，是遺詔打破厚葬久喪之風：令天下吏民哭臨三日即釋服，自己喪事從簡。一個皇帝主動要求「薄葬、短喪」，在崇尚喪禮的時代極不容易，也和他「毀不滅性」的務實態度一脈相承。他死於前一百五十七年，在位二十三年，留下的不是功業的炫目，而是一種難得的清醒與克制。
名句 · 名言
夫葬者所以藏也，不欲見也。
白話 · 下葬本來就是為了把遺體收藏起來，不是拿給人看的。——他用這句話反對厚葬，在崇尚喪禮的時代很不容易。
— 《史記·孝文本紀》遺詔
亮點《孝經》引《大雅》「無念爾祖，聿修厥德」，說的正是他這一脈：真正的紀念祖先，不是祭品擺得多好看，而是把他的德行接著做下去。
商末周族領袖，武王與周公之父。他在位期間積德行善、廣納賢才，為滅商奠定基礎。《孝經·聖治章》記周公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」——兒子以最高規格祭祀父親，成為《孝經》論「嚴父」的核心案例。
- 被囚羑里期間，傳說推演《周易》六十四卦
- 《詩經·大雅》多篇歌頌其德，「無念爾祖，聿修厥德」即出自〈文王〉
- 〈聖治章〉以周公祀文王配上帝，證成「嚴父配天」之說
- 生前未稱王，「文王」為武王滅商後追尊
家世與出身
周文王姬昌，商末周族領袖，約西元前一一五二年生。他是季歷之子，幼年便在周原長大，親見父祖經營周族基業。商王文丁猜忌，殺其父季歷，這筆血仇讓周與商之間埋下深裂痕，也決定了他一生「積德待時」的處事方式——不與商正面硬碰，而是先把自己這一邊做強。
少年與磨礪
文王繼位後，不像父親那樣正面硬扛，而是廣行仁政、禮賢下士，吸引四方賢才歸附，周族實力穩步增長。他曾被商紂王囚於羑里，傳說就在這段幽禁中推演《周易》六十四卦。獲釋後更加謹慎，一面臣服於商，一面暗中佈局，把屈辱化成蓄勢。
登頂之路
文王在《孝經》裡的關鍵位置，是〈聖治章〉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」——兒子周公以最高規格祭祀父親，使文王與上帝並享。這成了《孝經》論「嚴父」的核心案例，也讓文王從一個部族首領，變成「孝」連接到天命的象徵，意義遠超出他本人的事功。
功業與評議
文王未能親見滅商，他一生都在為其子武王鋪路：分化商朝盟邦、鞏固周族同盟、遷都豐邑以逼近商境。他死後諡號「文」，是武王滅商後追尊。他留下的，是一套「以德服人」的政治風格，和一個已經 ready 的滅商態勢——真正動手的不是他，但他把能做的都做完了。
歷史聲名
《詩經·大雅》多篇歌頌文王之德，《孝經》引「無念爾祖，聿修厥德」正出自〈文王〉。他代表的「追孝祖先、把德行接著做下去」，成了《孝經》論孝的一個具體榜樣：真正的紀念祖先，不是祭品多好看，而是把他的德行繼續活出來。這種「德」重於「功」的排序，正是《孝經》看重的。
私生活與軼事
關於文王的私生活記載不多，後世多把他描繪成「雍雍穆穆」的仁君典範。他與妻子太姒的佳話（「文王之後」）也被後人頻頻稱引，說太姒以德輔之。比起事功，他更以「德」留名——這正好對應《孝經》把「德」放在「功」之上的價值排序，也解釋了為什麼千年後周公仍要「配上帝」來紀念他。
亮點圍繞他的那場千年真偽之辯，其實比答案本身更有價值——它逼著中國學者發展出一整套辨別文獻年代的方法。
孔子十一世孫，西漢武帝時任諫大夫、臨淮太守。相傳魯共王壞孔子舊宅，於壁中得古文經書，他負責整理。傳世《古文孝經孔傳》二十二章題其名，但歷代學者多疑為六朝人偽託。今文十八章與古文二十二章的分合，是《孝經》學史的第一條主線。
- 以今文讀壁中古文《尚書》，開古文經學之緒
- 《古文孝經孔傳》多出〈閨門章〉一章，並將〈庶人章〉等析分
- 隋代此書一度亡佚，後由日本回傳中國，稱「足利本」
- 清代《四庫全書》仍收錄，但館臣明言其偽
家世與出身
孔安國，西漢經學家，約西元前一五六年生，是孔子第十一代孫。他少年習儒，繼承家學，對古文經尤其有研究。家世的背景，讓他在後來的古文經之爭中，天然站在一個特殊位置——既是聖人之後，又懂古文字。
少年與磨礪
漢武帝時，魯共王劉餘拆孔子舊宅，在夾牆中發現一批用先秦古文字寫的經書，史稱「壁中書」。孔安國負責用當時的隸書去讀通、整理這批古文經，開創了古文經學的學脈。他也因此捲入今文、古文兩派的長期對立。
登頂之路
孔安國與《孝經》的糾葛，在於傳世的《古文孝經孔傳》二十二章，題其名為作者。這部古文本多出一章〈閨門章〉，並把部分章節拆細。但歷代學者多疑為後人偽託，並非真出孔安國之手——他更像是一個「被掛名」的符號。
功業與評議
他在朝做過諫大夫、臨淮太守，官不算大，學術影響卻深。他整理的古文《尚書》等，對東漢以後的經學走向影響甚巨。唐代《孝經》學的今古文之爭中，他所「傳」的古文本，和鄭玄的今文注形成對峙，直到玄宗御注獨尊今文。
歷史聲名
孔安國真正的歷史角色，是古文經學的開山人物之一；但他在《孝經》史上更像一個「符號」——圍繞他的真偽之辯，比他本人寫了什麼更重要。這場辯論逼著中國學者發展出一整套辨別文獻年代的方法，影響遠超出《孝經》本身。
私生活與軼事
史料對孔安國私生活著墨很少。後世傳說他「增師法，損益古今」，學問淹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「壁中得書」的故事，讓「孔宅藏經」成為中國文化裡一個反覆出現的意象：經典似乎總要在亂世裡被藏起來，才能留到下一代。
亮點他一輩子都在做同一件事：把散落的材料重新排成可信的秩序。《通鑑》如此，《孝經指解》也是如此。
字君實，北宋政治家、史學家，《資治通鑑》的主編。他撰《古文孝經指解》一卷，主張回到古文二十二章本，與當時通行的唐玄宗御注今文本分庭抗禮。這部書把《孝經》的版本之爭重新推到宋代學術的前台。
- 主編《資治通鑑》二百九十四卷，歷十九年而成
- 《古文孝經指解》力主古文本，與御注今文本相抗
- 其書後與范祖禹《古文孝經說》合刻，宋代影響甚廣
- 為人以誠篤著稱，「平生所為，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」
家世與出身
司馬光，字君實，西元一〇一九年生於陝州夏縣（今山西夏縣）的官宦之家。他自幼聰穎，《宋史》記他「砸缸救友」的童年故事，說他小時候見同伴落入水缸，果斷砸破缸救人。這故事雖屬軼聞，卻很傳神地概括了他「臨事有斷」的性格。
少年與磨礪
司馬光二十歲中進士，入仕後以耿直敢言著稱。他歷仕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，官至宰相。在王安石變法期間，他站在反對一邊，認為新法擾民，與王安石激辯朝堂。這場「新舊黨爭」貫穿了他的政治中年，也讓他幾度離京、退居洛陽。
登頂之路
司馬光與《孝經》的交集，是《古文孝經指解》。他主張回到古文二十二章本，與當時通行的唐玄宗御注今文本分庭抗禮。這部書後來與范祖禹的《古文孝經說》合刻，在宋代影響甚廣，把《孝經》的版本之爭重新推到學術前台。
功業與評議
他最偉大的功業，是主編《資治通鑑》——一部編年體通史，上起戰國、下迄五代，二百九十四卷，前後耗時十九年。他網羅學者、制定凡例，把散亂的史料編成一部可供帝王與士人讀的「政治教科書」。書成次年，他重新拜相，不久便去世。
歷史聲名
司馬光以《通鑑》名垂千古，也以《古文孝經指解》在《孝經》學史佔一席。他一輩子在做同一件事：把散落的材料，重新排成可信的秩序。《通鑑》如此，《孝經指解》也是如此。這種「整理勝於創造」的治學態度，至今仍有啟發。
私生活與軼事
他為人以誠篤著稱，自言「平生所為，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」。生活儉樸，不治產業。晚年雖居相位，聲望極高，卻始終保持清廉。他死於一〇八六年，京師百姓罷市哭奠，可見民間對他的敬重。
后稷
知名 · 約六百字★★★☆☆
周之始祖 · 郊祀配天的對象 · 傳說時代
亮點他讓我們看見古人對「祖先」的理解有多遠：孝不只面向活著的父母，也面向那個已經沒有人記得長什麼樣的最初的人。
名棄，傳說中周民族的始祖，善於農耕，被舜任命為農官。《孝經·聖治章》記周公「郊祀后稷以配天」——在最高規格的郊祭中，讓這位遠祖與天同享。他因此成為《孝經》中「追遠」觀念的具體落點。
- 《詩經·大雅·生民》完整記載其誕生與務農的傳說
- 周公郊祀以其配天，確立周王室的天命敘事
- 被尊為農神，後世社稷之「稷」即由此而來
- 在《孝經》體系中代表「孝」向上追溯的極限
家世與出身
后稷，名棄，是傳說中周民族的始祖，時代遠在夏代之前。傳說他的母親是有邰氏之女姜嫄，因踩到巨人的足跡而懷孕生下他。這種「感生」神話，是許多上古始祖共有的傳說模式，意在說明其出身不凡、受命於天。
少年與磨礪
傳說后稷自幼就顯露出與農事的天賦：他做遊戲時，喜歡種植麻、豆，長出來的作物格外茂盛。長大後，他精通農耕，教百姓播種百穀，被帝舜任命為「后稷」之官，掌管農業。周人後來以農立國，正把起源追溯到這位農神般的始祖。
登頂之路
后稷在《孝經》裡的位置，來自〈聖治章〉：周公「郊祀后稷以配天」——在最高規格的郊祭中，讓這位遠祖與天同享。他因此成為《孝經》中「追遠」觀念的具體落點：孝不只面向活著的父母，也面向那個已經無人記得長相的最初的人。
功業與評議
作為傳說人物，后稷的「功業」在於開創農業、奠定周族的生存根基。《詩經·大雅·生民》完整記載了他的誕生與務農傳說，把他描繪成一位從天而降、教民稼穡的農神。後世「社稷」一詞裡的「稷」，正是紀念他這位農官始祖。
歷史聲名
后稷代表的，是《孝經》裡「孝向上追溯的極限」：一個人對父母的孝，可以一路推到對民族始祖的追念。這種把家族、民族、天命串成一線的敘事，正是周人「以孝連接宇宙」的政治神學的起點，也影響了後世「慎終追遠」的集體心理。
私生活與軼事
關於后稷的私人生活，自然只剩神話。傳說他被棄於陋巷、林中，卻都有鳥獸庇護，終究長大。這「棄而復養」的情節，呼應他名字「棄」的由來，也暗合上古「被遺棄的英雄」原型。讀他，讀的是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，而非信史。
亮點他做的是最不顯眼卻最必要的工作：把前人零散的解釋整理成一個穩定、可用、經得起翻查的版本。
字叔明，北宋初年學官。奉詔在唐玄宗御注的基礎上作疏，成《孝經注疏》九卷，後被收入《十三經注疏》，成為明清以來士人讀《孝經》的標準本子。今天翻開任何一部《十三經注疏》，《孝經》部分就是他的手筆。
- 咸平三年（1000）奉詔校定《周禮》《儀禮》《孝經》等疏
- 《孝經注疏》以唐玄宗御注為底，兼採元行沖疏
- 同時參與校定《論語》《爾雅》疏，皆入《十三經注疏》
- 以講經明白曉暢見稱，宋真宗常召其入侍講讀
家世與出身
邢昺，字叔明，北宋初年學官，西元九三二年生於曹州濟陰。他少年勤學，太平興國年間中進士，從此走上校書、講經的官員之路。宋初整理經書的幾件大事，幾乎都有他的參與。
少年與磨礪
咸平三年（一〇〇〇），邢昺奉詔校定《周禮》《儀禮》《孝經》等諸經正義，並參與《論語》《爾雅》疏的修訂。他以講經明白曉暢見稱，宋真宗常召他入宮侍讀，可見皇帝對他的信任。
登頂之路
他和《孝經》最直接的關係，是在唐玄宗御注基礎上作疏，成《孝經注疏》九卷。這部書後來收入《十三經注疏》，成為明清時代讀《孝經》的標準本。今天翻開任何一部《十三經注疏》，《孝經》部分就是他的手筆。
功業與評議
邢昺的功業不在創見，而在「整理」。他把前人零散的注解，系統地編成穩定、可用、經得起翻查的定本。這種「述而不作」的工作，是經學得以傳世的基礎，卻也最不顯眼——讀者記得的是經，記不得的是疏。
歷史聲名
《孝經注疏》作為標準本流行數百年，直到清代學者才開始挑它的毛病。但不可否認，是它讓《孝經》在科舉時代有了統一、權威的讀本。邢昺的價值，在於替無數讀書人把經文講通、講順。
私生活與軼事
史載邢昺為人端厚，講學時「敷引經義，因以規諷」，常借講經暗勸皇帝。他晚年官運平順，死於一〇一〇年。比起同時代那些光芒四射的改革家，他更像個盡責的圖書館員——把書擺好，讓人好找。
亮點他的一生提醒我們：文獻傳承往往是由並不完美的人完成的，而後人要做的，是把材料和人分開來看。
字光伯，隋代經學家，博聞強記。他為古文《孝經》作《述義》，在隋唐之際影響甚大；但也有記載說他曾偽造《連山易》《魯史記》獻朝廷求賞。他既是古文《孝經》得以流傳的功臣，也是這部書真偽爭議中被反覆提及的名字。
- 撰《孝經述義》五卷，隋代立於學官
- 《隋書》本傳載其自稱「左畫方、右畫圓，口誦目數耳聽」
- 唐初劉知幾論《孝經》真偽，多以其為關鍵環節
- 《孝經述義》中土久佚，日本殘卷於近代重現
家世與出身
劉炫，字光伯，隋代經學家，約西元五四六年生於河間（今河北獻縣）。他與劉焯並稱「二劉」，是隋代經學的代表人物，以博聞強記著稱。少年時家境清寒，靠苦讀成名。
少年與磨礪
劉炫曾協助牛弘刪修律令，又為古文《孝經》作《述義》五卷，在隋代立於學官，影響頗大。史載他自稱能「左畫方、右畫圓，口誦目數耳聽」，形容其記憶力與一心多用之能，雖或有誇飾，也可見時人對他的驚嘆。
登頂之路
劉炫在《孝經》學史裡的關鍵角色，是古文《孝經述義》的作者，也是唐初劉知幾論《孝經》真偽時反覆提及的名字。他既是古文《孝經》得以流傳的功臣，也因真偽之爭而常被懷疑。
功業與評議
他一生坎坷，官職不高，屢遭貶斥。更尷尬的是，《隋書》本傳記他曾偽造《連山易》《魯史記》獻朝廷求賞——這讓他在後世評價裡始終帶著「學問大、人品有疵」的爭議。古文《孝經述義》中土久佚，日本殘卷於近代重現。
歷史聲名
劉炫提醒我們一個樸素的道理：文獻的傳承，往往是由並不完美的人完成的。他既讓古文《孝經》活了下來，也讓「真偽」之問更複雜。後人要做的，是把材料和人分開來看，既不因人廢言，也不因言掩過。
私生活與軼事
劉炫晚年潦倒，死於約六一三年。他的一生，是隋代經學由盛轉衰的縮影：學問極高，際遇極差。比起邢昺的「整理之功」，他更像個才高運蹇的悲劇學者——本事很大，卻總差那麼一點運氣和分寸。